杨富学 宁萍 |《消失的王国——西夏》评介
西夏是我国古代西北少数民族党项羌人所建立的政权，自元昊于1038年称帝立国至1227年亡于蒙古，传10 帝，存国190年，几与宋辽金诸王朝共始终。如果从881年夏州政权建立“虽未称国而王其土”算起，西夏则历时达347年之久。西夏幅员辽阔，奄有今宁夏全部、甘肃大部、陕西北部和青海、内蒙古的部分地区，不仅创立了独特的职官制度，而且还创制了自己的民族文字——西夏文，有着一整套的法律、军事、货币体系。其文化成就虽在宋朝之下，但绝对比辽、金要高得多，这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于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遗址、银川及河西走廊诸地发现的为数众多的西夏文献、文物所证实。
西夏虽地域广袤，文化昌明，但辖境毕竟局限于西北一隅，不像辽朝、金朝那样，曾先后将其势力扩张到黄河流域，占据有中原地区的半壁江山，故而元人在撰写正史时，从大一统的史观出发纂修辽、宋、金三史，将三个朝代置于平等的地位，而独没有为西夏写出一部分量同样足观的纪传体专史，只在三史的《外国传》中以少许篇幅专载西夏史事。这种修史方法本无可厚非，但在客观上却造成了西夏史料的很快湮灭亡佚，给西夏历史文化的研究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以致于后世学者在研究西夏历史文化时，除了搜集、排比零散的史料外，大多都把重心放在对黑水城出土文献的解读和考古新资料的发现上。有幸的是，经过国内外学者一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为数丰富的西夏学研究著作相继涌现出来，发覆创新，使西夏历史上许多隐而未彰的史实得到阐明，可喜可贺。
但是，这些著作都是研究性质的，对一般的读者而言，是晦涩难懂，不易理解与接受的。在此情况下，如何将将专业性极强的西夏学研究成果转化并普及到百姓身边就成了学人必须考虑的问题。甘肃民族出版社近期推出的张灵新著《消失的王国——西夏》一书就可以说是应时而生的。
《消失的王国——西夏》采用了我国历史上传统的编年体史书形式，以生动的语言和优美的笔触向我们展现了波澜壮阔的西夏历史，从政治、军事到社会经济，从帝国的历史变迁到西夏民族的兴衰，从天文、历法到宗教、艺术、文化，内容包罗万象，举凡三百多年间发生在西夏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在书中都有适量的反映。该书结构合理，逻辑谨严，通俗易懂，而且精心撷取了数十幅精美的西夏历史文物照片，图文并茂，使读者在欣赏文字的同时，又能直观地领略西夏历史文化的风貌。尤其难得的是，本书虽为通俗读物，但在叙述西夏历史时，却充分地利用了百余年来国内外西夏学研究的重要成果，言之有据，言之有物，是十分可贵的。所以，我认为这是一部成功的普及性历史读物。
正如世上少有无暇美玉一样，该书同样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其中，最明显的缺陷就是该书结尾的仓促。
文末最后一句为“西夏，一个没有遗失的王国”。与书题《遗失的王国——西夏》对照，不免给人以自相矛盾之感。只有经过仔细琢磨，才能体悟出作者的本意。原来，这种看似矛盾的说法其实并不矛盾，只是作者站在不同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已。说西夏国遗失了，是因为1227年西夏国被蒙古灭亡后，西夏民族及其文化便神秘地消失或淡出了人们的记忆；说西夏国没有遗失，是因为西夏尚有遗物留于后世，西夏的历史已被写进中华民族的史册，这种西夏国失而未失的观点是符合辩证法的，无疑是正确的。遗憾的是，作者未能将这种辩证法通过充分的证据和相应的篇幅揭示出来，有虎头蛇尾之嫌。作者似乎遗忘了一点，今散存于全国许多地区的西夏遗民的存在，不是更能说明西夏国之失而未失吗？
1227年西夏国灭亡于新崛起的蒙古汗国后，境内民众四散，除居留故地者外，大部外迁，散居在西藏、青海、四川、云南、甘肃、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安徽、山东、江浙等诸多地区，甚至还有迁至中亚、尼泊尔及蒙古高原者，迁徙范围相当广泛。其中既有西夏国的统治民族——党项羌人，也有其境内的其它各族人民，他们大都以西夏遗民自居。在西夏国灭亡两百多年后，西夏文仍为西夏遗民所使用。1962年，河北省保定市韩庄发现了明弘治十五年（1504）勒立的西夏文石幢2座，其中所记西夏遗民，不仅有建幢者、寺院主持、书手和死僧姓名，而且还有包括西夏遗民在内的供养人八十余。这两座石幢的发现，说明西夏文的使用下限至迟在明代中叶。尤有进者，直到今天，在河南濮阳、安徽合肥、陕西西安等地还有不少汉族人自称其原本为西夏遗民的后裔，他们的主要依据既有口耳相传的传说，也有古代流传下来的碑刻，更有各种各样的宗谱资料。这些史实充分反映了西夏国虽灭，但西夏文化传统与精神之未灭。
如果能够将这些内容充实进书中，无疑可为读者提供一个更全面的西夏历史概貌，在读者通晓西夏历史之“源”的同时又能系统把握西夏历史之“流”，更重要的是，这样做的结果，势必会更有力地实证作者所提出的西夏国灭而未灭的观点，起到前后呼应之效。
此外，体例不够统一也是书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该书在提到古代民族、部族名称时，为方便读者起见，一般都用解说的形式予以注释，言简意赅，是值得称道的。但这种做法未能一以贯之。书中多次提到回鹘、吐谷浑等众多古代民族，这些民族有的因被融入其他民族而销声匿迹，有的则发展为新的现代民族。前者如吐谷浑，后者如回鹘。对这些古代民族，非专业人员一般是不甚了解的。既然为普及性读物，就应考虑一般读者的历史知识和接受能力，至少在第一次出现时应该给出简单的解说。如吐谷浑，可注明为古代鲜卑族的一支，后融合于其他民族；回鹘呢，则可注明为今天维吾尔族与裕固族的共同祖先。属于同一类性质的问题还有一些古地名，起码在首次出现时应注明今天的位置，方能给读者以明确的地理概念。
尽管这些只是技术上的问题，是无关大局的，但若能够避免，岂不是更能达到作者普及之目的吗？
拉拉杂杂谈了以上这些，在介绍该书内容并肯定其价值的前提下也指出了该书之不足之处，主旨有二，首先在于同作者进行探讨，以便使该书在修订时能够更上一层楼，想来作者必不以为忤也；其次在于向读者推荐一部有价值的历史知识读物，同时希望能以此唤起学界对普及性历史知识读物的关注。时代需要高深的研究成果，也需要普及性、知识性的读物，没有普及，就不会有学术的正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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